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26同济大学赵成杰
青年学者说文献学
——026同济大学赵成杰
编者按：2019年《文献》杂志第3期推出“文献学青年谈”专栏（文献学青年谈[一]文献学青年谈[二]），广受学界关注；11月23-24日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“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”，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，回顾“文献学”历史，畅谈现状，展望前景，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。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“文献学”，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，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“文献学”专业，“书目文献”公众号推出“青年学者说文献学”专栏。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，主要来自高校、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，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，或终日摩挲古籍，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，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“文献学”。所设问题仅为框架，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，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。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，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。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“专栏”的各位老师！
记得关注“书目文献”，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，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！
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，得到石祥、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！特此说明。
南江涛谨按
2020-4-23
个人介绍
赵成杰，1987年出生，文学博士，历史学博士后，曾任韩国首尔大学中文系高级访问学者，现任同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。主要从事金石学、《尚书》学研究工作，已在《文献》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《书目季刊》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，出版专著两部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。
我的文献学积累是从古籍部里“泡”出来的。我硕士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，在古籍部有两个阅览室，一个是线装书阅览室，一个是普通图书阅览室。在普通图书阅览室中，一半是港台书，一半是传统目录学、版本学以及大型古籍影印著作。从熟悉图书分布到“背书名”，再到掌握工具书的使用，都是文献学学习的基础。在读期间，熟悉了古籍部普通工具书的使用，四库总目及续修四库的编排，“四库”的主要系列，古文字、音韵类工具书的检索，人名、地名、字号辞典的使用等等。后来到港台部，熟悉港台的工具书以至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。最开始都是摸索，因为有太多要学习的内容，单是一本《经籍籑诂》就够琢磨一段时间的了。当时导师教导我们要重视序跋，所以每翻一书都要看序跋或是凡例，序跋交代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作者、成书过程、成书时间；凡例则向读者说明了书的体例和检索方式。实际上，一本书的历代序跋就是这本书的学术发展史，如果再对应相关的学术编年，一本书、一门学问、一个学派的发展演进就一目了然了。
熟悉了古书的基本情况以后，就可以到线装书阅览室读书了，因为线装书很珍贵，如果没有积累就只能一通乱翻，不仅浪费了时间，还毁坏了古书，这是不可取的。在“背书名”这个阶段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、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以及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是要经常翻的，哪些书是可以精读、哪些书是可以泛读，都是有侧重的，这样再到线装书阅览室，就可以有的放矢。由于兴趣所致，我只关注与文字学、金石学相关的著述，尤其是那些批本、抄本。
文献学主要关注人和书两个方面的研究，以民国学者高步瀛为例，“人”的方面，我对他的交游、著述以及年谱都进行了粗浅的学术探索，又多方搜集他的佚文，最终形成了《高步瀛文集》（巴蜀书社，待出）。在这个训练过程中，熟悉了工具书的使用，又掌握了一些电子资源的检索。比如要查高步瀛，先看他本人的自述或者自订年谱，如果没有，再看他的亲属或学生的回忆文章，或地方志对他的记载，民国《霸县志》记录了他的不少文章，而他的学生也有回忆文字，就比较好梳理他的生平经历。至于高步瀛著作的梳理，先是查了全国报刊索引，初步筛选出他的文章几十种，之后又零星发现他的序跋，再进行录文、点校以及考证等过程，完成了高步瀛的系列研究。对“书”的研究方面，高步瀛的成名作是他的“举要”系列，但另一部著作——《古文辞类纂笺》，关注的学者较少，于是我从此书入手，考察成书、体例等情况，巧合的是，在吉林省图书馆又发现了它的姊妹篇——《古文辞类要》，将这两本书进行了对比，考察了高氏撰写此书的情况。在具体的学术训练中，不但熟悉了工具书的使用，还解决了一些小问题，这或许就是文献学的魅力所在。
3. 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“文献学”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？
4.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？又或者说偏重目录、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？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？
文献学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其他学科服务的，目录也好，版本也好，无一不是给文史哲等学科提供可靠的文本和详瞻的资料。在金石学领域，集大成的资料便是清人王昶所撰《金石萃编》，是书一百六十卷，正文字数三百余万字，涉及碑刻一千余种，学科遍及文学、历史、地理等等，古代文学、古代史的研究都会经常查阅这部书。如能整理出完备的《金石萃编》，对相关领域都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。但是整理这部书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录文、点读、校勘，每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精力。校勘学实际上是一门综合学问，第一，要确定底本，同一部书先要考察它的版本来源，哪些是版本较早、讹误最少又能客观反映原貌的本子，这又涉及到目录学的考察，有哪些题跋提及此书，对不同版本的评价怎样，后人有二十多种续补《金石萃编》的著作皆对《金石萃编》进行了增补，是否也需要关注。第二，进行文本校勘，涉及到异体字、古今字、避讳字如何处理？《金石萃编》所收碑文也不完全录自精拓本，出现的错讹、缺字、空格都需要制定凡例，统一说明。第三，碑文的考释和汇录多为清人所见刻本，与今人所见不同，而不少材料今已无从查考，脱文、衍文时有发生，有些不成句的如何点校？第四，王昶的按语基本不见于其他文献，除了本校法，似无他法，文中涉及人名、地名、书名、文章名仍需确认，这就需要对古代历史、地理、宗教等学科的综合把握。所以说，校勘学是一门综合之学，如果不熟悉古书，校勘工作确实是非常难的。
我的另一个方向是《尚书》学，近来尤其关注海外的研究情况。2018年，我有幸到韩国首尔大学从事为期两年的访学工作。在韩期间，探访了奎章阁和几个重要的大学图书馆，由于重点在《尚书》研究方面，先是汇总了韩国所藏《尚书》版本四百余种，之后结合《韩国经学资料集成》撰写提要。撰写提要的过程非常痛苦，一边读原书，一边翻译韩文提要，初步梳理了朝鲜时代的《尚书》研究情况。后来又参考了金学主、金赫济、李家源等韩文《尚书》注本。当然，限于时间，这项工作仍在继续，可喜可贺的是，钱宗武教授主编的《尚书文献集成·朝鲜卷》也刚刚出版，可以参考，为下一步考察《尚书》文献在东亚的传播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。
海外文献研究是近来的学术热点，美国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日本、韩国都有中文古籍目录问世，不少学者能够通过目录考察古籍存藏情况，有条件的还可以亲自检阅，尤其是批本、抄本的发现，更具学术价值。我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书期间，偶然看到了周祖谟批本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就着手对这本书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述。后来在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等馆，陆续发现了《说文解字》批本材料，逐步积累了《说文解字》批校本的材料。最近李运富教授编纂的《清代〈说文解字〉研究稿抄本丛刊》出版，收录了王筠、王念孙、严可均、姚文田、钱大昭等清代学者的稿抄本《说文解字》，这些材料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。目前，很多出版社都出版了大型稿抄本丛书，涉及金石学、文字学、目录学等领域，如果能够重视这些新见材料，无疑会使相关学科突飞猛进。
5. “文献学”的作用？论文发表难度？
文献学专业纯粹对口的刊物如《文献》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等，都不太容易发表，文献学的论文还是要结合具体的学科投稿的，比如研究艺术文献，就可以投艺术类刊物，研究文学文献就可以投文学类刊物，不必专投文献类。对一些稿本、抄本等新见文献的研究还是有非常广阔的发表空间的，近来学者多关注海外汉学以及稿本日记的研究，也都是大有可为的。文献类的文章主要是材料搜集和运用，但是对新材料的使用尤其是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存在一定误区，主要是对该领域陌生，以至于有了新材料也不能有新的突破，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。
6.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，会向什么方向发展？
文献学的展望，主要的思考是结合人工智能和数据库的建设，全面梳理和整理海内外文献。中华书局已经在尝试电脑自动识别和标点技术，准确率非常高，但是对抄本、稿本、少数民族文字的识别和标点还亟待开发。在数据库建设方面，很多科研院所依托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进行数据库的建设，不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原有论证基础上加上“及其数据库建设”，就增色不少，但能否做成，还有待检验。
专栏往期回顾
注：本文为书目文献公众号原创，转载请后台留言或发消息获取白名单。纸媒刊载，请直接联系作者。感谢赵成杰老师授权发布。